【转载】前现代的幽灵，后现代的迷雾：压缩现代性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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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时空—压缩现代性下的中国

写在最前面：

在深入分析之前，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核心的研究方法论。与可以进行个性化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不同，群体心理的研究，始于一个看似反常识却至关重要的前提：任何大规模的群体现象，其背后都不是非理性的狂热，而是由无数个‘理性’的微观决策所构成的宏观涌现。这里的‘理性’，并非指全知全能的绝对理性，而是一种‘局部的最优解’。即，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信息、所内化的文化规范、以及所身处的社会结构限制之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了对自己而言最有利、最安全或最能满足当下需求的决定。因此，我们的目的，不是将某一群人标签化为‘很奇怪’或‘不可理喻’，而是用理解、用共情，从这些看似奇怪的群体行为表象中，反向推理出那个隐藏在幕后的、塑造了这一切的“结构性问题”——即那个深刻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结构。我们不是在审判病人，而是在为社会诊断病情。

压缩现代性最早被提出于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的《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一书，指在短时间内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元素在同一社会中高度交织，造成社会系统的极度复杂性和不平衡。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是一班有着清晰站点的旅途，每到一个站点就会换乘一辆火车(前现代 -> 现代 -> 后现代)，而中国则像一辆磁悬浮绿皮车，它的内核是传统的“绿皮车”，承载着数千年的乡土情感与伦理关系；它的车身是涂装着“伟大复兴”标语的“和谐号”，以现代性的姿态，朝着一个明确的目标高速前进；而车厢内的乘客，却人手一部手机，沉浸在后现代的、碎片化的、充满“乐子”的数字世界里。前现代的农村大院、现代的筒子楼、后现代的鸟巢在同一时空中交织出现，一个所有时代、所有主义、所有矛盾都被压缩在一体的、高速运转的巨型熔炉中——这些充满矛盾的景观，正是中国“压缩现代性”的缩影。

第一节：未完成的告别——前现代幽灵

西方的现代化，是一场持续了数百年的、漫长的告别。从文艺复兴的微光，到宗教改革的烈火，再到启蒙运动的日出，思想的转向被温柔地分摊在了数代人身上。那是一场温和的、渐进的、最终也因此更为彻底的思想嬗变。

而中国的现代化，则更像是一场短促、暴烈、却从未成功的驱魔仪式。

而中国经历过最为深刻的两次思想革命，一次是新文化运动，也就是“德先生”与“赛先生”所代表的“民主”与“科学”，这是陈独秀等人第一次尝试用现代性的神明去驱逐那盘踞在中国大地上数千年的、名为“封建礼教”的古老幽灵。而第二次则是文革，这不再是劝说或启蒙，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暴力的“弑父”。以“破四旧”为名，孔庙被砸毁，古籍被焚烧，所有承载着传统的器物与思想，都被视为必须被彻底清除的邪魔。电影《霸王别姬》中程蝶衣的遭遇，正是那个时代无数个体被这场宏大的“驱魔仪式”所吞噬的悲剧缩影。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然而，历史证明，一场暴烈的、带有强制性的“谋杀”，并不能真正杀死一个幽灵，它只会让这个幽灵暂时躲藏起来，等待时机复返。新文化运动的解放只照亮了少数学生与知识分子的书斋，却从未能穿透底层广袤的、由宗法与迷信构筑的暗角，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革命”的意义，不过是换一种方式去参与一场打砸抢的狂欢(此事在迅哥儿的《阿 Q 正传》中亦有记载)，而随着 60 年代的那场动荡最终被定性为内乱，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而来，在这片被夷为平地的文化废墟之上，前现代的幽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复苏，寄生在了全新的经济肌体与社会关系之上，与刚刚蹒跚而至的现代性，诡异地碰撞、缠绕在一起，诞生了那个时代独特的精神景观，人情、面子、关系、酒桌文化、送礼文化、孝道、家族荣誉感、对个人私德的无限追猎、以及那种根深蒂固的“大家长式”的权力崇拜，时至今日这个诞生于刀耕火种时代的幽灵依然数字时代游荡。

社会学中将“模因”一词定义为“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我们可以想象为一种思想寄生兽，不在乎宿主的幸福与否，只关心自身的复制与传播。如何驱逐“封建礼教”中那些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有害性模因，同时为更适配这个时代的思想留出健康的生态位，不仅仅是思想工作者，更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难题。

第二节：从未离席的薪王——高歌猛进的现代性宏大工程

与薪王们纷纷弃位而去的日本和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废墟上，对“进步”和“理性”的神话产生深刻幻灭的西方世界不同，在中国，至少有一位薪王从未动摇，祂所维系的‘初始之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愈烧愈烈。对我们而言，“现代性”不是一个需要被反思和解构的“过去时”，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且必须完成的“将来时”。

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工程师打造了一套融合了“民族”“国家”“进步”“集体主义”与“复兴”的统一的、充满历史使命感的宏大叙事，它像一个巨大的引擎，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合法性与驱动力。首先祂有一个清晰的起点——以炎黄为始祖的华夏文明，在几千年间起起落落、几曾登顶世界文明巅峰，而后经历了西方列强轮番入侵的“百年国耻”，这种“曾阔过，后败了”的集体记忆，为整个叙事提供了最原始的情感驱动力：雪耻与复兴，而我们与我们的政党承当了历史拯救者的角色，带来民族走出屈辱，实现独立、富有、强大，重回世界文明之巅，这是一条清晰的、从苦难走向救赎的弥赛亚型叙事，而建造材料的选择古典文化为根基，即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选择性复兴(孔孟、黑猴、哪吒等)，以进步主义赢学为支柱，叙事的合法性在一次次经济增长的数据报告、航天发射成功、高铁线路的开通中得到稳固与加强(顺嘴一提，这类叙事方式的作用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能大幅激励国民积极性，但另一方面这套叙事成立的前提是不断的“赢”，这奠定了很多主流媒体的报道和写作思路，但现实是复杂和多变的，操作和维护这种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在走钢丝，近年来就有不少翻车案例)

而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下诞生的主流社会文化主要体现为一种带有浓厚工程师色彩的思维范式。在“工业党”的视野里，衡量一个国家价值的最终尺度，是“生产力”。高铁的里程、5G 基站的数量、航空母舰的吨位、水电站的发电量——这些冰冷而坚硬的数字，被视为通往“伟大复兴”之路上最无可辩驳的里程碑(《厉害了我的国》这类纪录片的核心价值观)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工具理性的崇拜和对效率的无尽追求以及对现世的成功的无限渴望，个体的牺牲、环境的代价、传统的消逝，都可以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逻辑下被合理化。

当这种宏大叙事与互联网相结合，它便演化出了一种更具传播力和情感动员力的形态。在 B 站等年轻人聚集的平台上，主流媒体下的评论区普遍呈现出“宏大叙事入脑”与网络民族主义的形态，以《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为例，通过将国家拟人化为“兔子”“毛熊”“鹰酱”，冠以简单的标签，通过“爽文”式的剧情提供低成本、高回报的集体荣誉感，并在真正发生经济、文化、体育交锋时迅速组建一道坚固的意识形态防线，事实上网络上很多自媒体都在以类似的方式利用群众情感博取流量，从积极的一面来说他们是在帮助国家建设意识形态工程，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视角通常十分偏颇，为了让观众爽会遮蔽更有价值的部分，通常除了情绪价值什么都给不了。

总的来说，中国的“初火”不但没有熄灭，反而在官方的全力“传火”下越烧越旺，名为“现代性”的薪王，依然牢牢地坐在他的王座之上，向他的信徒们许诺着一个清晰的、可到达的未来。然而，在这片火焰的照耀不到的地方，过早到来的后现代性已经如水银般从所有漏洞中倾泻而下。

第三节：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古典生活的最后一次回眸

如果说中国的后现代性，是一颗早已在社会肌体内部悄然生长的果实，那么 2020 年初爆发的三年疫情，则无疑是催熟这颗果实的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所有潜藏的矛盾、焦虑和断裂，都以一种不容回避的方式，暴露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它像中国的‘沙林毒气事件’，一瞬间击碎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安全感，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速了整个社会的原子化进程，但在阐明这点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这颗果实的生长过程。
n class="nolink"> 在中国，‘压缩的现代性’首先表现为‘压缩的代沟’。在欧美需要数代人才能完成的社会变迁，在中国被压缩在了一代人的时间里。这意味着，父母与子女之间，可能不再是同一套价值观的延续，而是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时代。父母的世界观，构建于匮乏年代的集体主义和熟人社会；而子女的世界观，则形成于丰裕时代的个人主义和网络社会。这种文明断裂，直接导致了传统亲缘共同体的‘失能’。过去，家族是提供庇护、资源和身份认同的港湾；而今天，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亲戚带来的不再是帮衬，而是无法理解的催婚催育、令人窒息的边界干涉和价值观冲突。‘六亲缘浅’不再是一种被动的疏离，而是一种主动的、为了维护个人精神空间而进行的自我保护。

与家族亲缘一同消失的，是地理上的‘附近’。从筒子楼、大杂院到封闭的商品房小区，物理空间的隔绝，斩断了日常的、非功利的邻里交往。我们可能是离彼此最近的陌生人。对门的邻居不是近友，而是安全的隐患、麻烦制造者、噪音大喇叭，学校，成为了这片社交荒漠中唯一的绿洲。但这是一片“季节性”的绿洲。毕业，就像一场强制性的迁徙，将人们从这片短暂的共同体中连根拔起，抛入一个更大的、更冷漠的场域。而学业的竞争使学生过早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当重新建立深度友谊的时间成本和情感风险越来越高时，许多人默契的选择了保持距离。大学四年认不全同班同学，不再是少数，而是一种普遍的、理性的社交防御策略。

比这一切更深刻的，是精神上的无家可归，千禧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见证了现代性最后的余辉，也是第一代电子移民，上山探险时的土腥味、下河游泳呛水时水的冰凉、悠悠球绳摩擦手指的刺痛、上课偷看《阿衰》时纸张的触感、坐在冰凉的瓷砖地面上，抱着一盒乐高积木玩了一年又一年，这些是我们通过真实的身体触感建立起来的世界观，构成了我们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和精神的底色，我们的世界观是‘局域网’式的，不关心上海，不关心美国，只关心‘附近’的悲欢。但不知从何时起，智能手机这扇‘任意门’被踹开，一个无限广阔、却又无比扁平的‘广域网’世界，以一种不容分说的方式，覆盖了我们曾经熟悉的一切。我们被这股洪流推着向前，直到有一天，当无限进步的神话破灭时，当现实狠狠抽了一巴掌时，或者仅仅是精神上疲惫时，想回头看看来时路寻求一些安慰，才惊恐地发现——‘故乡’已经消失了。 它不仅在空间上被夷平重建，更在时间上，被一种全新的、数字化的生活方式所彻底放逐。那个由具体触感构成的童年，变成了一座无法回去的、只容许在私人回忆中存在与凭吊的亚特兰蒂斯，野泳后回家路上的晚霞、头顶昏黄的白炽灯、停电的夜晚、蜡烛的亮光，水池上飞旋着萤火虫，想去握紧时已变成了数不尽的信息流和处理不完的 deadline，这里夜如败革、流光四起，霓虹满地流淌。

前路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灰色迷雾，而后路则是一片被推土机碾过的、回不去的废墟。我们悬浮在时间的裂缝中，近年来兴起的“梦核“亚文化正是这一集体情绪的最好映射，

“你可以回去，但那里已经没有人了“

无人的商场、废弃的教室、旧式的建筑，应该有人却又没人的场景，熟悉又疏离，带来的是微微的不安与模糊的感伤，它不是怀旧，而是一种‘电子乡愁’：一种对那个我们曾经拥有过，但如今只能在失真的图像和被遗弃的数字空间里，才能找回一丝残影的、失落的‘真实感’的哀悼。

侯孝贤在《最好的时光》中写道：“我们生命中总有许多吉光片羽，无从名之、难以归类，也构不成什么重要的意义，比如年轻的时候我还打桌球，撞球厅老放一首歌：‘烟雾迷失了你的眼’，如今我快 60 了，这些东西就在那里，像是我欠下的，我只能把它们拍出来，我称他们为最好的时光。”

而疫情，将草蛇灰线的一切被爆发了出来，疫情爆发之初，古老的前现代幽灵——‘家国同构’的集体主义展现出了它最光辉的一面。从‘武汉加油’的呐喊，到八方驰援的医疗队，再到民众自发的邻里互助，整个社会似乎被拧成了一股绳，共同对抗一个明确的敌人。在各国拉胯表现的鲜明衬托下，一种强大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一刻，宏大叙事与个体感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同频共振。‘我们正在共同打赢一场战争’——这个信念，是真实而滚烫的。然而，当战线被无限拉长，当‘短期牺牲’变成了‘日常状态’，最初的激情便不可避免地被消磨。反反复复的不便，手机一则则消息中弥散的不安，铁皮墙缄默不语，窗外的树叶青了又黄，将宏大叙事对日常生活的侵入，变成了每一个个体都能切身感受到的、沉重的肉身体验。很多人第一次发现，那个精神中的严父慈母，竟然在某一刻是冷漠而无情的，不是 cruel，而是 senseless。这种发现，对于许多在温室’里长大的年轻人来说，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祛魅’。宏大叙事中那个抽象的、永远正确的严父慈母，与现实中那个具体的、可能会犯错的行政机器，在他们的认知中，第一次产生了痛苦的分裂。与信任一同消解的，是经济无限高增长的神话。当不确定性降临在每个人都头顶，那个‘国家一直在赢’的宏大叙事，与个体‘我一直在输’的切身感受，形成了最尖锐、最不可调和的矛盾，你无法说服一个刚刚失业的人，去为一篇《风景这边独好》的报道而欢呼。于是，当三年高烧终于退去，很多人发现，许多东西已经被永久地改变了。团结一切的呼喊，在后期的猜疑和对立中被消磨；对权威的无条件信任，被一种更审慎、犬儒的态度所取代；这场疫情，像一场强制性的成人礼。它提前终结了一代人的政治童年，并将后现代的虚无感、流动性和解构精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注入了社会的毛细血管之中。当宏大的火焰，第一次在人们心中忽明忽暗时，人们将那些微小的、个人的、虚拟的‘萤火’更紧的抱在了怀里。